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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秉渊:另一位中国汽车之父(上)

2017-12-10 17:59:14 和讯名家 
1937年他研制出中国第一台柴油汽车发动机,5年后造出第一辆真正意义上的国产汽车。
1937年他研制出中国第一台柴油汽车发动机,5年后造出第一辆真正意义上的国产汽车。

  饶达(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原秘书长 )

  编者按

  今天我们继续推送“另一位中国汽车之父”支秉渊的故事。

  本文源于饶达2000年3月14日编写的《中国机械工业奠基人支秉渊》。按照支德瑜的说法,当时背景是“饶达准备写上海汽车工业历史,因而对其先父试制汽车发动机和试制汽车的过程做过历史探索,花费不少精力”。

  饶达在前言部分也做过交代,这是“根据支秉渊工作过的一些企业的厂史厂志;原一机部西安档案馆文卷,以及他在文革期间写的交代材料和家属提供的其他材料”写成此文。

  读完全文,或许最值得我们深思的是饶达在文末引出的话题:解放前,支秉渊开创企业时多灾多难,但他的才能却在这种恶劣环境中顽强施展。解放后,他本应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反而没有更大作为……为什么?

  感谢饶达老师为我们留下的厚重史料,也感谢支德瑜老人家的信任。

  文章很长,但值得一读。

我与父亲
我与父亲

  我一生遭遇不少磨难和险情,其中疾病侵袭,为了做手术,全身麻醉便经历过10次。若无现代发达医术和医生们妙手,恐怕早已撒手人寰。

  支秉渊的父亲叫支宝楠,字雯甫,是前清秀才。早年弃科举,习数学,曾去沪杭访师,回村刻苦自学成家,尤精于天文历算,为一代所尊。宝楠先生曾在上虞讲课,享年59岁。逝后,长子支秉亮委托支宝楠的新昌石姓学生编辑遗著,不幸石家火灾,全部著作焚毁,不传于世,仅有《上虞算学堂课艺》木刻本传了下来。

  1940年代时,浙江大学治数学史的名教授钱宝琮曾说,此书习题十分精博,足见造诣。支家曾保存该书一本,文化大革命时被红卫兵从支秉渊家中抄走,不知下落。母亲名裘月妹,同县崇仁镇人。其父先娶钱氏,生有子一女三。钱氏卒后,再娶其生母裘氏,先后生了他和二妹一弟。

  支家有田20余亩。祖传很少,据说约三亩,后来陆续以支宝楠薪金所得购置起来,准备年老退休后依靠收租做生活来源。支家原有旧屋三间,后因人口增多,在支秉渊幼年时期另造新屋。家庭生活主要依靠其父薪金所得,收入最多时,每年入银元达千元以上,是当时教授薪金的最高待遇。由于乡间生活费用较低,因此家境比较宽裕。

  支秉渊的大哥是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生,也做过算学教员。后在沪杭、沪宁铁路线上工作了约40年,从练习生升到土木工程师。解放后退休,享受劳保待遇,于1964年去世。他对支秉渊的学业和事业都给过巨大支持。

  支秉渊字爱洲,族名达瀛,1897年(光绪24年)阴历一月十七出生在浙江省嵊县支鉴路村。1919年,由家长包办,与嵊县孔村人黄景卿结婚。黄景卿一生从事家务,生有一女一子,是支秉渊的贤内助。1922年生女支德瑾,浙江大学园艺系毕业。其夫媚缪良,机械部设计院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曾任中国铸造工程学会理事长。

  1923年生子支德瑜,浙江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1947年考取中英庚子赔款第九届(末届)公费留学英国,1950年回国,后得到国务院早期回国定居专家补贴。曾任一汽总冶金师、二汽副总工程师、东风汽车公司咨询委员会委员,1989年离休。其媳潘家力亦是二汽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支德瑜夫妇继承父业,一生从事汽车工业。从一汽建厂及生产,到二汽建设与发展,他们一直是先进人物,为汽车工业做出了较大贡献。

支秉渊在上海交大,大约摄于1918年。
支秉渊在上海交大,大约摄于1918年。

 

优秀运动员

  支秉渊6岁开始在乡间读私塾,10岁到离家30里的阳山书院读书,当时他大哥在该书院教算学。12岁到上海浙江旅沪公学读书,刚好遇到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政府成立中华民国。此事对支秉渊的影响并不深刻,一方面是他年龄小,另一方面是当时教育不介入政治问题。

  14岁小学毕业,到上海日晖港南洋中学读书,后转入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附中读书,毕业后考入南洋公学(1918年改名为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在校期间爱好游泳、划船等各种体育运动,为该校足球队后卫。

  据上海交通大学校史博物馆2001年11月5日函载:1919年7月6日,校长唐文治签署并加盖学校关防的奖状上写道,支秉渊是优秀运动员及田径“冠军队”领队,由于爱好体育运动,在学校的体育比赛中夺取多项优胜,同时还获得过很多体育比赛奖状,大学期间学校还嘉奖过他一枚金质足球赛奖章。这练就了他健康的体魄,使他在一生的奋斗和艰难中没被拖垮,且能意志坚定不懈努力。

  支秉渊16岁那年冬天,父亲在乡间去世。家庭的重大变化可能影响到他今后读书问题。当时他大哥在建筑宁波到曹娥的铁路上当施工队队长,大哥担负家庭责任,让他继续完成学业,没有因父亲去世而中断学业。

  此时间,他读书的目的有所改变。由于家庭经济比过去困难,两个妹妹的嫁妆,他的学费以及他结婚的费用都要由家庭开支,这样他读书主要是想尽早完成学业,并以优秀成绩作为基础,争取能找到一个好工作,以便承担一些经济费用,减轻大哥负担。

  因此上学期间他对政治不够关心,主要表现在两件事上。

  1914年,帝国主义之间重新瓜分殖民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对战争性质毫无认识,也不关注,连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不知道。

  蓬勃的“五四”爱国运动热潮大大激发了支秉渊的爱国热情,他痛恨卖国行为,积极参加罢课,并做了一些宣传鼓动工作。运动告一段落后,政治活动亦告结束,他仍然读他的书。

  当时有个叫侯绍裘(共产党员,后被蒋介石杀害)的同学则放弃学业,继续做革命工作,他却认为像侯这样的优秀学生去做政治工作,未免太可惜了。

  他读书从兴趣出发。中学时对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国文、英文等功课不愿钻研,勉强及格,其他如数学、物理等,往往不费力就得到满分,选课时也因兴趣选了电机系。大学期间,则对科学比较喜欢并有所心得,奠定较扎实的科学理论基础。

  可能是受到父亲影响,虽然支秉渊不太用功,但考试成绩总很优秀。大学期间由于成绩好,身体强壮和人缘好,曾任学生会负责人,锻炼了他的组织能力,为以后办实业奠定基础。

  1920年7月,支秉渊读完大学课程,获电机工程学士学位。

1925年新中公司7位创办人合影,图前排右为支秉渊,中为黄炎,左为张延祥。图后排右一为朱福驷,右二为吕谟承,左一为吴梅生,左二为魏如。
  1925年新中公司7位创办人合影,图前排右为支秉渊,中为黄炎,左为张延祥。图后排右一为朱福驷,右二为吕谟承,左一为吴梅生,左二为魏如。

 

7个创办人

  大学快毕业时,支秉渊急于找工作以减轻家庭负担。由学校的美国教授介绍,到上海美商慎昌洋行做练习工程师,后升任工程师。

  他本来可以由国家派往法国留学,但由于家庭负担重,洋行待遇较高,以及不愿学法文等原因,放弃了求学机会。为什么不到国家机关而去洋行呢?当时除教书外,公私企业和机关要大学生数量很少。

  支秉渊在洋行的主要工作是经销柴油机带动的发电设备,他曾到浙江舟山、江苏昆山等地,帮助当地建设发电厂。几年工作中,他不但发挥电器方面专长,并且熟悉了问世不久的柴油发动机。

  慎昌洋行是代理美国各机械制造企业在中国推销机器,争夺中国市场的大本营。他在工作初期并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并在中国争夺市场,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的情况。

  当时他认为,洋行之间相互竞争夺取市场,对中国工业建设有利,可以使民族工业以较低廉价格购买国外设备和材料。

  支秉渊在慎昌洋行工作6年,不但学到安装与运用各种机器的基本知识和经验,也学会了很多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管理的常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产生了崇拜美国工业发达和工业救国的思想,这促使他逐渐走上发展民族工业道路。

  1925年5月15日,日本纱厂资本家开枪杀害工人领袖顾正红。5月30日,英国利用租界特权,又开枪杀害示威群众十余人,伤无数,造成“五卅惨案”,引起全国人民极大愤慨。

  之后,上海展开轰轰烈烈的全市罢工、罢市、罢课运动,洋行洋厂工人也不例外。有些在洋行工作的中国工程师,如慎昌洋行的支秉渊、怡和洋行的魏如等,因罢工暂时闲着无事。

  此事件让他们进一步受到爱国主义教育,深感到在洋行工作是一种耻辱,亦非长久之计,加之提倡国货抵制洋货的口号深得人心,于是产生了自行制造机器开办实业的想法。

  1925年六七月间,支秉渊联系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今交通大学)的同班同学魏如、南通大生纱厂工程师吕谟承、朱福驷、梧州电力厂厂长张延祥及上海浚浦局建筑科工程师黄炎(南洋大学1915年土木工程系毕业,支秉渊妻之兄)等6人,创办新中工程公司(简称新中公司),事务所设于上海泗泾路六号。

  后又邀请吴梅生加入,成为第七个发起人。公司董事会选举黄炎担任董事长,支秉渊担任经理兼总工程师。

1937年浙赣铁路樟树赣江大桥钢梁在浮动中。
1937年浙赣铁路樟树赣江大桥钢梁在浮动中。

 

制造中国柴油机

  与其他公司不同的是,新中公司注册资金很少,仅几千元,但技术实力很强。支秉渊又能创造吸引工程师和技师进入公司的氛围,新中公司始终保持在上海机电(600835,股吧)行业中的技术优势。这是新中公司历经多次磨难,尽管财产损失极其严重,但很快就能恢复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

  新中公司初创阶段的宗旨是:倡导民族工业,自力更生,不以谋利为目的,而务实事求是之工作,为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的中坚。成立初期由六位工程师和一位高级技师组成,各发起人都有工作单位,仅利用业余时间为新中公司工作。

  发起人每人交纳几百元作为股金,吴梅生则拿出毕生省吃俭用的1000多元积蓄投入。由于没有资本家和银行资助,公司资金来源只能依靠每人每月薪金所得的一部分积聚起来,或替人设计特殊机器向机器厂转包以谋取利润所得。

  起初,他们认为凭几个工程师的理论知识,制造机器不会有什么困难,但实际做起来并不简单。他们从设计制造柴油机开始,首先拟定4匹、6匹、10匹马力三种规格,由三位工程师各设计一台。

  当时新中公司还未设厂,设计完成后,将图纸委托其他机器厂制造。结果不出意料,三台引擎都不能开动,全部失败。

  适逢天旱,慎昌洋行推销美国柴油抽水机销路甚好,购者踊跃,现货脱销。支秉渊租得闸北区长安路上的一个机器厂,自行购买机器照样仿制,业务居然应接不暇,颇有获利,于是继续制造。柴油机也不再自行设计,转而仿制德商咪也洋行经销的德式柴油机,也获得成功,从而开创中国制造柴油机的历史。

  1926年8月,支秉渊毅然离开慎昌洋行,专职经营新中公司,表现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远大抱负和气节。此种精神始终贯穿支秉渊的一生,亦是新中公司诸多爱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共同特点。

  1926年,上海南洋大学举办工业展览会。展览会的第三会场,为德商天利洋行和丹商罗林德洋行陈列的柴油机、抽水机和电动机等。新中公司在天利洋行陈列品前面,摆放了自制的八寸口径离心抽水机,同时开车抽水,以资比较。

  结果,新中公司的产品轻巧坚实,价格低廉,较之舶来品有过之而无不及。支秉渊还亲自到现场解说,南洋大学师生员工观看后非常振奋,认为中国人能与外国人分庭抗衡扬眉吐气。又因新中公司系南洋大学毕业生所办,众人于是纷纷向公司投资。

  同年,新中公司开始制造5匹马力和8匹马力两种立式柴油机,另外生产二至十二寸口径的离心水泵六种,行销江、浙、皖、赣诸省,远达闽、奥等地。

  因该抽水机需求量猛增,新中公司制造厂虽日夜赶造,仍不能满足用户需求。遂又租借杨树浦的公勤铁厂数月,声誉渐隆。

  1926年8月,新中公司有一定积蓄后,在闸北区宝昌路东严家阁买了块土地,开工建造自己的机器厂。

  1927年初,新中公司发出招股书,这次招股很顺利。

  1928年春,无限责任的新中公司改组为新中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增加资本至5万元,添造厂房,购置设备,建造翻砂厂,产品进一步提高。支秉渊仍为经理。

  当时上海民族工业相当薄弱,机器行业中制造柴油机水泵当首推新中公司。这年冬天,新中公司参加在上海举办的中国国货展览会,以柴油机和抽水机等产品获特别奖,得到国民党政府工商部部长孔祥熙签发的奖状。

  到1929年春天,新中公司资本已增到10万元。同年7月30日,呈准工商部注册,发给营业执照。

  新中公司有志于振兴民族工业,短短数年间便有长足进步。1929年,我国第一台全部零件均为国产的柴油机由新中公司自制成功,《申报》为此做过报道。

  1920年代末,金价飞涨,各种进口机器价格均较往年增加,购买者往往因为无力采办外货而选择性能相同的国货。支秉渊看准这个时机,使新中公司得到较快发展。

  新中公司创业初期,支秉渊一心投入事业,早出晚归。黄景卿治家很严,丈夫不回家,孩子们就不能就餐。孩子从小牢记并常常念叨的嵊县童谣是:肚饥等爹归,脚冷焐炉灰。

  支秉渊忙于工作,星期天也很少在家。他热爱生活,喜欢游泳、划船、拍照,年轻时骑摩托车上班,后来驾驶汽车。孩子们总盼望父亲能带他们去短程旅行或游泳,但极少如愿。

  抗日战争前,他每年要回嵊县老家探望老母一次,子女能跟着去,那是最大的乐事。

  他30岁时骑摩托车上下班,有时将一儿一女置于后座,用一根带子缚紧便走。老来谈起往事,十分后怕,如果有什么闪失,两个孩子可能都有危险。

  1930年,因点灯用的煤油价格飞涨数倍,使用电灯者增加,电厂营业日增月盛,原有电力不能满足用户要求。有鉴于此,支秉渊便着手制造大功率柴油机以应付各电厂需求。

  新中公司为安亭的电气公司、萧山的永安电灯公司、嵊县的开明电灯公司、嘉定的南翔电灯公司提供柴油机装机容量达200千瓦以上,约占上海民族机器工业售出用于电厂柴油机装机总容量30%以上。

  这时美国工程师伍德华(Woodworth)建议支秉渊做钢铁建筑生意(即冷作工艺),此人曾在上海慎昌洋行与支秉渊共过事。冷作业务不需要很多设备,许多工作可以在露天作业,必要时只需盖些成本很低的芦席棚,因此设备、厂房投资少,是一种劳动密集型产业

  但这项工作要有较强的设计队伍,且对工人的技艺要求较高,适合新中公司初期条件,可扬长避短加速发展。支秉渊采纳了这一建议,并付诸实施。

  在钢铁建筑业务方面,新中公司开始主要承包厂房屋架、自来水塔、行车、烟囱、水箱等工程。1930年完成的较大项目有上海大厦大学水塔、真如国际无线电台铁塔、南京海军部水塔等。支秉渊利用新中公司技术实力强的优势,经营这些业务后,加速了公司发展。

  1930年,新中公司全年营业额计20多万元,为历年成绩之最。年末,董事会决定招股扩充资本,以增添设备,提高生产能力。为方便买主,租下了江西路378号上海银行新屋一间,前面有大橱窗陈列产品,同时开展销售和订货业务。

  1931年2月22日,新中公司第四次股东会在宁波路47号公司事务所召开,会上表决通过添招股本10万元的决议。

  同年5月,新中公司事务所迁入江西路新址。

1943年新中工程公司在祁阳试制汽车。
1943年新中工程公司在祁阳试制汽车。

 

进入桥梁工程行业

  正当支秉渊雄心勃勃运筹帷幄之际,1931年的大水灾和沈阳“九一八”事变波及全国,新中公司首次出现招股失利,到年底实收新股仅7万多元,说明当时内忧外患对民族工业的生死威胁。

  继沈阳“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自1932年1月中旬开始,不断在上海制造事端。(1932年)1月28日,上海战争爆发。闸北区是日寇重点进攻地区,在交战中,新中公司闸北制造厂的车间、宿舍、办公室等建筑全部毁于炮火,机器设备亦大部分被毁,直接间接损失达13万元以上,约占资产总额的半数,扣除折旧仍损失9万多元。

  “一二八”战争期间,支秉渊带领新中公司24名职工为搬运机器,保全公司,冒着枪林弹雨抢救出重要器材、图纸、文件,已有订货的毛坯、零件和设备,前后搬运共三次。

  这期间,上海各界人民全力支援十九路军英勇抗战的爱国运动,有的捐款捐物,有的参加义勇军组织,配合前线战争等。支秉渊也接受十九路军订货,赶制战争用具手摇抽水机,支援抗日将士。

  尽管战斗方酣,炮声振耳,新中公司仍在赫德路租下厂房,于(1932年)2月22日开工,为十九路军赶制手摇抽水机50套,用于从战壕中排出积水。

  1932年5月,新中公司董事会一致议决:百折不挠,努力复兴,将股份资本折实降到12万元,仍在闸北厂址上进行恢复建设,同时表彰支秉渊及新中职工冒死保护公司财物的义举。

  1932年年底,闸北制造厂经重建基本恢复,但新中公司却因战祸而经营困难。外界传说新中公司将倒闭,曾购买柴油机的客户纷纷前来购买柴油机零配件,新中公司靠此维持少量生产。

  公司资金严重缺乏,为扩大生产和争取更大利益,支秉渊决定把经营重点转到钢铁建筑方面,利用技术上的优势,争取尽早摆脱困境。

  当时桥梁钢铁建筑、土木工程工作量较大,又是劳动力较密集的行业,洋商的势力尚未渗入。因此,新中公司的业务转向造桥方面。在桥梁生意兴隆时,所造少数柴油机多供造桥方面自用,营业额中柴油机制造仅占总金额的百分之十几。

  支秉渊与长兄支秉亮,虽非同母所生,年龄相差15岁之多,但兄弟感情甚笃。长兄有什么想法,他总是百依百顺,因此关系十分融洽。长兄也愿为弟从事的事业出力。

  1930年代初期,杭江铁路全线开工。支秉渊通过在沪杭铁路上担任土木工程师的支秉亮的关系和努力周旋,终于得以向路局承包一些铁路桥梁结构的铆及架设工程。从此,新中公司投入铁路桥梁建筑业,并发展到很有名气。

  1933年新中公司承建杭江铁路两处桥梁。1934年承办浙赣铁路各大桥,兼包各大桥桥墩工程。1935年全国经济不景气,新中公司仍承包了奥汉铁路株韶段各大桥,没有片刻闲暇。

  在抗日战争之前和抗日时期,支秉渊领导新中公司参加铁路桥梁建设,为我国桥梁架设做出贡献。抗战前,我国兴建浙赣铁路和粤汉铁路,抗战中兴建湘桂铁路,各条铁路均须跨越多条大河。

  支秉渊得到黄炎在土木工程方面的技术帮助,先让新中公司参与桥梁钢结构的承包工程,后来发展到包建整座桥梁,包括桥墩施工。

  一些主要桥梁,如江西赣江大桥,湖南洣水、耒水、渌水大桥,衡阳湘江大桥等几十座桥梁建设,倾注了支秉渊及新中职工的心血。他多次在关键时刻,不顾险阻进入施工现场,与职工并肩抢险,熬过与洪水搏斗的不眠之夜。他创造了将桥钢梁用平车装载送上桥墩的新架设技术。

  支秉渊还对我国高山峡谷建桥技术做出了突出贡献。当时我国还没有架桥机,又缺乏先进的超重设备,要把钢梁架到桥墩上是一个难题。传统办法是枯水期从河床,有水期从船上搭枕木架,采用千斤顶把钢梁往上顶高,层层垫入枕木,渐渐达到桥墩顶的高度。

  这种施工方法极费时间,也很危险。当粤汉铁路进入湘南宜章等高山峡谷地区时,由于桥墩高达几十米,施工更困难,成本更高,危险性更大。支秉渊创造性地构想,在桥墩上设A字巴杆吊装,这就省去了传统的垒枕木工序,也不怕河中的水情变化了。

  新中公司据此构思,以极低金额向粤汉铁路投标,仅为路局根据传统施工方案预算价格的十分之一。该局局长是有名的土木工程专家凌鸿勋,出于好心,怕新中公司吃亏,私下找支秉渊谈。支秉渊把这个施工方案告诉他后,得到高度赞赏。

  以后,支秉渊进一步采纳新中公司工程师钱义余以钓鱼方式空中引渡的方案,又创造了新的架桥工艺。在没有架桥机前,这些新的架桥方式在我国桥梁工程建设中得到广泛利用。

1937粤汉铁路架设桥梁采用新技术。
1937粤汉铁路架设桥梁采用新技术。

试制汽车柴油机
试制汽车柴油机

  在制造机器方面,新中公司自创建起始终以柴油机为重点产品。支秉渊、魏如等工程师和技术人员都热衷于柴油机的研究、设计和制造技术。支秉渊在办厂生产各种柴油机的同时,也产生了试制汽车用高速柴油机的强烈愿望。

  当时国内尚未有人做过这种尝试,都认为制造难度很大,主要表现在对材料、工艺、精度和性能的高要求上。支秉渊有意填补这项技术空白。

  1932年“九一八”事变后,南洋大学机械系应届毕业生陆景云写信给支秉渊,表达出对内燃机研究的志向,以及投入国内内燃机制造业领先的新中公司工作的愿望。支秉渊欣然接受了他的自荐。

  (1932年)7月,陆景云到新中公司担任工程师。两年半后,善于用人的支秉渊把设计制造汽车高速柴油机的工作托付给陆景云主持。

  新中公司通过桥梁工程业务,不但恢复了元气,而且有了一定发展。所制柴油机有75匹和100匹两种,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柴油机厂。

  1935年公司全年营业额达50多万元。1936年新中公司左右适源,业务应接不暇,生产量超过历史纪录,业务额达70多万元,年底固定和流动资产达40多万元,超过资本额3倍多。

  1937年2月,新中公司董事会决议将注册资本增资到30万元。

  1935年年初,为求得新中公司更快发展和创造更大企业优势,支秉渊决定向汽车工业进军,首先试制汽车柴油机。

  他在上海购买了一辆英国牌commer卡车,车上装的是Perkins牌高速柴油机,马力为35匹,最高转速为2200转/分。除使用说明书外,没有其他资料。

  新中公司得此样机,经短时间试用观察后,把柴油机抬下来,逐项做分析和测绘。这项工作开始时仅设计室(当时叫画图间)少数人负责,以支小眉为主,闵根荣配合。

  这一年,新中公司兼营土木工程,尤其是桥梁建筑越干越多。年初拟定筹备制造汽车高速柴油机计划,由于财力、人力均不敷支配,虽仍在测绘,但试制准备工作逐渐停顿下来,厂里大批人员调到桥梁施工现场。

  陆景云也不例外,他被暂时调到江西南昌梁家渡桥梁施工现场,参加架设钢梁工作。此事耽搁了近一年。1936年,梁家渡桥竣工,陆景云在得到支秉渊除试制汽车引擎外,不接受其他工作的许诺之后回厂工作。

  试制工作开始,大家劲头高涨。为保证精度,工厂推行两项措施:一是,在零件图纸上加注配合公差;二是,为每个零件制定工艺流程,以保证产品质量。新中公司还自行设计加工曲轴、凸轮轴、活塞等零件加工设备。这台发动机除高压油泵、油嘴、时规链条和活塞环外,其余均为自制件。

  在支秉渊和魏如有条不紊的管理下,全厂处处为汽车柴油机试制工作开绿灯。从1936年下半年到年底,全部零件一一完成。1937年初开始总装,装配完毕后,进行试车。因为没有正规试验设备,而且大家求成心切,试车过程非常简单。若以现在的正规程序看,可以说十分草率。

  所谓台架试车,实际不过是空车跑合而已。因为没有测功器,不但不能在有负荷的情况下试验,也无法测试马力。只是在台架上先慢速,后逐渐加快,直到额定转速,未见发生不正常声响、振动、高热等情况,就算试车完毕。

  再将柴油机装在原来英国车上,做行驶试验。虽在长距离试车中出现过故障,但很快就修复好,此举开创了国产柴油发动机驱动汽车的历史。

  在行车试验期间,支秉渊亲自把车开到位于江湾的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新址,向市公用局报告试验成功,黄炎同车前往。市公用局工程师张登义出来接待他们,察看发动机运转情况,向他们表示祝贺。

  不久,“八一三”上海抗战打响。新中公司在将工厂迁往武汉的过程中,此车在短途运输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国民党政府经济部组织迁厂的官员得知其发动机是新中公司所制,且为国内首创,倍感高兴,表示有意资助新中公司在抗战后方从头开始,再行试制较大马力的汽车柴油发动机。

内迁武汉
内迁武汉

  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前夕,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要派一批技术专家到苏联参观(当时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翁文灏在苏联考察)。因为缺少机械方面的人才,便要求支秉渊一同前往。

  支秉渊从没到过国外,有这样一个机会去参观,当然非常愿意。他们本来定于1937年8月14日从上海乘船到苏联海参崴,再坐火车到苏联各地参观考察。因蒋介石要召见团员,支秉渊和恽震同去庐山。

  后确定于7月7日召见。他们一直等到下午5时才被蒋介石接见,见面时问了姓名、籍贯、专长便结束了,到晚上才知道“七七事变”爆发。这是支秉渊第一次见到蒋介石。

  8月10日,支秉渊自江西桥梁施工现场回上海准备出国。正好遇上“八一三”抗战,不得不取消苏联之行。

  1937年8月初,日军从上海登陆,上海危急。支秉渊鉴于“一二八”事变时工厂毁于炮火,及时将闸北工厂的机器和材料转到英租界。原想租屋开工,后由于局势愈演愈烈,在英租界接电困难,国民党政府制定了将战区工业内迁的决策,除将所属一些厂矿内迁外,对自愿搬迁的民族工业给予贷款和运输便利。

  国民党经济部还派林继庸来上海号召民营工厂迁到武汉。(1937年)8月在上海成立“上海迁厂监督委员会”,9月国民党政府又设立工矿调整委员会,所有迁厂工作归该会办理。

  “八一三”抗战使支秉渊更加痛恨日本侵略者,决定带头将工厂迁往武汉,尽自己一切能力抗战。由于态度坚决,活动积极,获得一笔按人数及吨位计算的迁厂贷款。

  这期间,支秉渊受同业推荐成为三名上海私营企业内迁负责人(颜耀秋、胡厥文、支秉渊)之一,动员和主持上海民族工业企业迁入内地。他本人也成为民族工业的知名人士。

  不久,支秉渊只身前往武汉筹设工厂,并代表上海机器同业公会各企业在武汉勘觅厂址。

  魏如负责新中公司拆迁事务,将全部器材约200多吨装入十余条民船,自苏州河始发,经运河至镇江,再转装江轮至武汉。9月中旬启运,22日运抵。所有船只均有职工押运,沿途风餐露宿,曾遭日军飞机袭击,侥幸未有人员和财物损伤。

  为不使民族工业机器设备落入日本侵略者手中,并用这些设备作为抗日经济基础,在新中公司内迁同时,支秉渊尽最大力量组织和帮助上海私营工厂搬迁。

  当时沈鸿有一家小厂,也参加了内迁。沈鸿有进步思想,十分感激支秉渊在搬迁时的鼎力帮助,两人从此结下深厚友谊。沈鸿将工厂迁到武汉后,又续迁到延安。

  新中公司迁到武汉后,因人地生疏,筹建新厂和恢复生产进度很慢,延至(1937年)11月15日才开工,临时工厂设在武昌中正路。

  1938年1月,在武昌洪山建成新厂,占地20亩,工程师林松涛担任厂长。洪山工厂将从上海运去的10匹马力柴油机半成品完成制造,作为探照灯发电机的动力机供给军方,约15台。同时生产迫击炮弹壳体,为抗日战争提供军火。

  为能顺利完成新中公司和众多同业工厂的搬迁,支秉渊让家属返回浙江嵊县老家暂避战乱。1938年初,其夫人黄景卿拖儿带女,从家乡辗转几千里行程,寻至武汉。

  在筹建洪山工厂的同时,支秉渊认为武汉难保,又从中央电工厂转买其长沙黄土岭基地29亩,筹建长沙分厂。

  长沙分厂于1938年4月开工,工程师钱义余担任厂长。

1930年代新中公司对在上海制造的柴油机做试车测验。
1930年代新中公司对在上海制造的柴油机做试车测验。

再迁湘南
再迁湘南

  1938年初,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有意聘请支秉渊出任当时全国最大最新,处于大后方的昆明中央机器厂厂长。支秉渊对国民党办工业不抱信心而推托不就,继续主持新中公司,这就决定了他在抗日战争时期艰苦奋斗的命运。

  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陷,日寇兵分两路,一路从合肥南趋,一路沿长江西进,向武汉展开攻势。国民党政府鉴于武汉告急,为战时军事和民用需求,允许给予武汉各厂津贴,或迁重庆,或迁湘南。

  迫于局势,新中公司武汉分厂只得再度迁移。

  由于此时武汉至重庆的运输极其困难,川江又多险,民航常出航运事故;加上重庆电力不足,原料接济不如湖南方便;再则湖南还有新中公司长沙分厂,更主要是支秉渊痛恨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贪污腐败严重,不愿前往重庆,便和华成电机制造厂一起迁往长沙。

  1938年6月,支秉渊看到武汉吃紧,长沙也可能被战火涉及,便同资源委员会官员褚应璜等乘一辆大卡车到湘南、桂北选择厂址,路线从衡阳到桂林。当时拟建的湘桂铁路正在沿线土方施工,湘南有零陵(古称永州)、祁阳两个县城,但为了战时免建两座大铁桥,铁路不经两县城。两县城分别以公路连接泠水滩和黎家坪火车站。

  重点是沿湘江踏勘,资源委员会为无线电制造厂选了桂林。支秉渊考虑到当时的运输主要靠船,不能远去桂林,经反复比较,决定在湘南祁阳建厂。

  祁阳是湘南的一个小县城,地处偏僻之乡,但有湘江水道可通长沙、衡阳,北面又临近待建的湘桂铁路,经广西的全州,可到桂林,交通仍算便利。加之有资源委员会的湘江电厂设于城外,在此建厂电力供应可保无虞。

  由于事先在祁阳选定厂址,新中公司才顺利应对从武汉撤退和长沙大火后的迁厂。

  新中公司武昌分厂从(1938年)7月开始迁移(4月已有部分向长沙迁移),8月6日完全停工,到8月底全部搬完。由于时间从容,湖南、湖北之间的运输毫无困难,大船很多,可装四五十吨,直达长沙、衡阳,因而武昌分厂的器材全部运出,共300多吨。厂内地板门窗也均拆下搬走,损失极小。

  新中公司在衡阳设立办事处,从武昌运来的器材到衡阳后转换小船,溯湘江而上,直达祁阳。7月动迁时,祁阳方面已租下城东宝塔街一块十余亩的山城地,开始搭建芦席棚作为临时厂房。从武昌撤退的职工陆续到达后,祁阳分厂旋即开工,新中公司生产基本未间断。后经续建,成为新中公司第一分厂,专门制造机床。

  从武汉撤退时,很多工厂加入了迁移队伍。在支秉渊主持下,素有钢铁建筑拆迁修建经验且颇有盛名的新中公司,为协助其他工厂拆迁机器竭尽所能。经新中公司职工之手安全转移的,有中国最早的钢铁厂——汉阳铁厂100多立方米的炼铁高炉;资源委员会所属的黄石港水泥厂的机器设备;国民党政府经济部的造纸机器;申新纱厂的透平机等。

  工作时虽然遭遇敌机轰炸,但新中公司的职工们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和必胜信念,勇往直前,冒险无怨。同时,新中公司也赚了一些钱,在迁厂过程中基本没有遇到经济困难。

重新研制柴油机
重新研制柴油机

  支秉渊在长沙设立分厂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早日实现制造汽车柴油机的夙愿。他对制造技术复杂的汽车高速柴油机可谓念念不忘,在把上海制造柴油机的专用设备和必备通用设备全部运到长沙,长沙黄土岭新建的新中公司制造分厂于1938年4月开工,长沙分厂一旦开展业务,支秉渊便将汽车引擎试制工作提上日程。

  当时驻长沙的杜聿明领导的第200师是机械化部队。由经济部官员出面交涉,第200师驻湘潭后赠予新中公司长沙分厂一辆报废卡车,该车引擎是德国MAN公司生产的柴油机,立式水冷四缸四冲程,缸径105毫米,冲程130毫米,排气量4.5升,最大功率65匹马力,额定转速1800转/分。

  支秉渊选定该机型为新试制蓝本,并将有设计及绘图能力的技术人员全部集中到长沙,由陆景云负责带领,全面展开试制工作。由于时局日趋恶化,长沙分厂厂长钱义余有意识地将业务逐步收缩,让出制造能力配合试制工作,以加速新产品试制进程。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有试制汽车高速柴油机能力的并非新中公司一家,尤其是国民党政府经济部和资源委员会的一些工厂企业比新中公司更具实力。然而,他们对开拓民族工业的抱负、毅力、勇气和作为等,在许多方面都无法与民营企业新中公司相比。

  新中公司在长沙设厂期间,株洲有一家较有名气的汽车制造工厂,是国民党官员曾养甫办的企业。陆景云、钱义余为取经,曾赴株洲,想去该厂考察,但被拒之门外。长沙大火后,该厂迁往桂林良丰,后又迁至重庆长江南岸,称凉风汽车厂。

  新中公司在祁阳设厂后,钱义余又去过该厂,有所见闻。他们或感叹欧洲大战,国际交通封锁而毫无办法;或盲目乐观,认为抗战胜利后盟国会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热衷于议论资源委员会正准备派大批技术人员去国外考察学习的消息。至解放前,该厂始终未能生产出一台汽车用发动机,只根据德国奔驰汽车公司专利技术生产一些活塞之类的零部件。

  陆景云经过对MAN柴油机样机的细致观察和研究,发现它的结构比曾试制过的Perkins机型结实,结构也比较简单,认为试制这种机器反倒更有把握。他也以此悟出,过去想少投资,方便制造,而从较小型Perkins发动机起步是一个错误,反倒更难做。

  经过充分讨论,支秉渊做出决策,此次重新研制柴油机,由于对少量生产柴油机技术已有经验,无大问题,又有一些专用设备和工装,应把重点放在批量生产的制造工艺和装备及工装加工上,以建立批量生产线为目标。

  新中公司着手大量设计和加工工艺装备,配用在已有的普通机床上,以实现机床专用化。

在太原重型机器厂前。
在太原重型机器厂前。

长沙大火三度举迁
长沙大火三度举迁

  因国民党政府在长沙设有兵工署,而当地工业又极其薄弱,新中公司长沙分厂自然成为兵工署的主要协作单位。

  支秉渊出于爱国热情,主动与兵工署合作,为抗日战争贡献力量。长沙分厂前后开工共半年,期间恰逢武汉会战,接兵工署最大一宗业务是为野战炮添加刹车装置,使该炮可用马匹拖运(原来配备汽车拖动),完成96门炮的改装。

  除承制军工器材外,长沙分厂还制造了一批四尺、六尺的车床,部分出售,部分用于充实工厂。

  1938年11月初,长沙国民党政府和军事机构以及各家银行相继撤退。进入11月中旬后,气氛相当紧张。11月12日,城厢四面起火,红光冲天,市民仓猝逃离,道路为之堵塞,生命财产损失极巨。

  这是国民党政府实行的所谓焦土抗战政策,其实是惊慌失措而自行破坏造成的一起大惨案,史称“长沙大火”。

  长沙大火幸未波及郊区,新中公司的机器材料安然无恙,但宿舍已遭洗劫,职工箱子被撬,衣服丢尽,行李亦大部分丢失。庆幸的是,大火之后,位于城南路的新中公司办事处依然独存,邻屋余烬未熄,所遗留的数箱文件尚在原地。

  支秉渊组织职工竭力抢救,最后长沙分厂的全部机器和原材料均运至祁阳,损失甚微。但由于长沙分厂再度搬迁,使得汽车柴油机的研制工作再次被迫拖延。

  1938年底,长沙分厂搬迁到祁阳,在宝塔街附近购买山地几百亩,先后成立第二分厂和第三分厂。第二分厂专门制造轧钢机和蒸汽机,第三分厂专门制造煤气机和小型发电机。

  抗战前祁阳无近代工业,更没有机器制造业,是个纯农业生产的县。由于祁阳生活费低,原料(铁、煤)充足,产品成本较低,新中公司在5年半较安定时期,获利颇丰。

  这首先得益于抗战时期,国民党要打通从广东到内地的运输线,扩建湘桂公路和建设湘桂铁路,新中公司承建了所有的重要桥梁,积累了大量资金。

  一直随迁的众多技术人员和技工形成的技术优势,使新中公司从一个厂发展到九个厂,从挖煤、炼铁到各类机械制造,形成一个联合企业。职工由200多人发展到2000多人,生产物资由300多吨发展到3000多吨,是后方工业中比较突出的企业。

  新中公司初迁祁阳时,为维持批量生产所需原材料,钱义余受命四处奔波,去新化购买焦炭,去安源购买已停产煤矿的地下管道(铸铁管可以重新铸铁)。支秉渊意识到,靠这种办法采购终是权宜之计,也曾去桂林、重庆活动,但并没有解决多少问题。

  新中公司即着手自己解决原材料供应问题。支秉渊从民间收集废弃的可用物资和闲置生产资料,利用他兼知机械和电器两门技术的长处,进行修理、拼装、补充设计制造,办成两个小电厂,自供电力外还有剩余。

  这也吸引其他工厂迁到祁阳,使祁阳变成抗日战争期间湘南一个重要工业区。比如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厥文,便将他主持的新民机器厂迁到祁阳。

  当时内地生铁短缺,民间所产土铁,由于硅元素成分太低,铸件呈白口,不能进行切削加工,因此不适合于造机器。支秉渊带领新中公司职工自制电弧炉,自炼硅铁合金,以便在白口铁中加入硅铁,成为可切削的灰口铁。

  后又进一步延聘人才,制造鼓风机,建设小高炉,用铁矿石炼制生铁。为此,新中公司与同业和中国银行(601988,股吧)合办民生炼铁厂、炼钢厂,因炼钢电炉需要炭棒,又与广西化工厂合办中华炭精厂。当时制造高炉的炉壳缺乏钢板,便用青石砌炉壳,外加铁箍,成功生产出灰口生铁,自给自足且有余。

  因祁阳工业发展,煤炭需求日增,支秉渊还与联资公司联合投资建成七里桥煤矿公司,解决了能源问题。机床不足时,还自制车床、龙门刨床、钻床及加工汽缸体的专用机床,自己武装自己。

  新中公司后来又向建湘面粉厂投资,其所发电力供应邻近日新电池厂和建新器材厂。这种自给自足的办法在正常工业中虽不足取,但在抗战时期特定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却是一个奇迹。

  1940年10月,日寇出动飞机18架,分两队轰炸祁阳,新中公司宿舍被夷为平地,职工两人遇难。支秉渊全家东西被烧光,黄景卿和支德瑾母女幸免。这更激发了新中公司职工实业救国,把湘南这个小邑建设成抗战时期一个重要工业基地的决心。

  1941年年底,新中公司董事会根据企业发展,决定把注册资金增加到100万元,由此可见新中公司在祁阳发展之快。

  1943年11月,中国工程师学会在桂林召开年会,期间很多会员远道到祁阳参观新中公司,时任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部长翁文灏亦前往视察,并表示赞赏。

新中二八式
新中二八式

  新中公司自1938年秋季移师祁阳后,汽车柴油机试制工作全面铺开。到1939年春,全部零件陆续制成,未碰到什么意外问题。

  1939年6月,第一台国产65匹马力柴油汽车发动机在新中公司问世,该机定名为新中二八式(即民国28年)柴油机。但发动机只是作了台架上的空跑合和轻负荷运转(带小发电机),当时没有条件做重负荷试车,也未装车进行正式道路试验。

  65匹马力柴油汽车发动机的试制,也有部分附件及毛坯材料为国内当时所不能解决。如油泵、喷嘴及飞轮锻坯,由支秉渊去香港购买。由于粤汉铁路运输已不正常,他便亲自押运,从香港用民船运到广西钦州、防城一带上岸,再用人力经数百里挑到南宁,经公路长途运到祁阳。

  这年9月,欧战忽起,德国原料和附件供应断绝。柴油亦成为战略物资,不能维持民间消耗。眼看汽车柴油机难以批量生产,生产出来也难有销路,支秉渊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在首台柴油机未试制成功前,于1939年初已同时进行改柴油机为煤气机的工作,以便广泛利用大后方木炭、煤炭资源。

  为此,必须更改的设计发动机零部件有气缸盖、气缸体、活塞,另须把高压油泵和油咀换为高压线圈、分电器和火花塞,并配置煤气进气管,加装支秉渊设计的煤气控制阀。煤气发生炉也要设计匹配。

  由于改型工作动手早,在柴油机试制成功后,立即转入煤气机试制和装配试车,整个设计试制工作仅比柴油机晚两个季度。1939年底首台样机试制成功,该机被称为新中二八式煤气机。

  汽车引擎试制成功后,很快投产并成为新中公司工作中心,专门成立汽车引擎制造部,后称三厂。开始每月只能生产三台,一年后每月能生产6台,最高时月产量达到十多台,并计划达到月产30台,后因湘桂战争爆发而成为泡影。

  从1940年到1944年上半年,这4年半里共生产新中二八式煤气机400多台。抗战以后迁入大量人员以及企业,其生活、交通、办厂都需要发动机。柴油来源既告恐慌,蒸汽锅炉又不易造,新中公司的煤气引擎独步一方,供不应求。

  新中公司遂成为抗战后方最大内燃机工厂,生产方式也是国内前所未有。销售的引擎多用于发电、生产用动力或其他机械动力,亦有用于作轮船动力和装在原发动机已报废的汽车上。

  出于实业救国愿望,支秉渊将新中煤气引擎装上一辆汽车。1941年,他驾驶该车从祁阳开往贵阳,参加中国工程师学会年会。由于半路发生故障(非发动机部分),只得从广西折返祁阳。

  1942年,他再度与司机周企芳驾驶该车从祁阳出发,经湖南、广西、贵州的崎岖山路,抵达重庆,向中国工程师年会报捷,后又将该车停在重庆中央图书馆门口的广场上展出。新中公司除自装煤气汽车两辆外,还为衡阳中国银行装了一辆,用到抗战胜利。

  在重庆,支秉渊受到同仁及国民党经济部官员的鼓励,后者希望新中公司进一步制造汽车。他回到祁阳后便领导设计和试制,1943年6月新中公司又试制出载重2.5吨汽车。因系自行设计,又限于战时缺乏适用设备和专用钢,因此该车质量不高。如只能使用较原始木轮幅的车轮,外包硬橡胶,车厢和驾驶室全用木头制造,该车电器设备也很简单,甚至没有任何照明灯,也没有电喇叭。

  此车仅限于在祁阳到黎家坪(火车站)之间短途行驶,不能算是成功的产品。但在旧中国,几次报捷试制成功的汽车中,这辆车可能算是自制率最高:发动机是新中二八式煤气机,变速箱、前后桥、转向机、制动系统也都自制。后桥螺旋伞齿轮因无格里森机床,尚不能自制,车架用钢轨锻成板材后焊接而成。

  这次试制更坚定了支秉渊进军汽车工业的决心。

  1943年,在桂林召开的中国工程师学会年会上,为表彰支秉渊在国内始创制造柴油机的成就,授予他工程荣誉金牌奖。他是继侯德榜、凌鸿勋、茅以升、孙越崎之后获该学会最高荣誉的第五人。至1949年,该奖共发9次,仅9人获奖。

  同年,重庆《大公报》知名记者徐盈发表对支秉渊的专访文章,将支秉渊喻为“中国的福特”。

  后因日寇入侵,新中公司四度迁移,所有资产全部散失。支秉渊打算发展中国汽车工业的伟大理想,最终还是没能实现。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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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艳萍 HF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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