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序减少消费限制 汽车限购亟待进一步放松

证券时报记者 郭博昊 孙璐璐

当前消费领域存在的部分行政性限制举措抑制了消费需求的释放，这在汽车消费领域显得尤为明显。为了缓解拥堵，北京、上海、广州、杭州、天津等城市实施汽车限购政策，市民购车指标“久摇不中”的情况愈发凸显。

《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对“有序减少消费限制”做出专门部署，特别“点名”改革汽车消费管理模式，“推动汽车等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分年限保障‘久摇不中’无车家庭购车需求”。受访专家指出，若在全国范围内取消汽车限购，5年内每年新增汽车消费将拉动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增加0.5%、GDP增加0.3%。

有序放开汽车限购势在必行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不足是‘无力消费、无意消费、无法消费’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要提振居民消费必须分类施策。”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张宇贤近日表示。

在张宇贤看来，汽车限购就属于“无法消费”一类。他表示，对于无法消费现象，要通过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取消不合理的限制性措施等来释放消费潜力，比如，进一步放松汽车限购等，这是短期内就可以见效的，而且也是受消费者欢迎的。

以北京为例，2024年12月北京第二期普通小客车（油车）指标摇号，有66.3万个家庭与266万个人共同竞争9600个指标，家庭中签概率不足1%，个人更是低至千分之一水平。

“限购的最大负面影响莫过于限制了数百万辆汽车的消费需求。”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在2024年发表的《关于汽车限购政策的来由、现状与经济效益测算》报告中分析，截至2022年年初，综合当时实行购车限购的8个地区情况看，有超过780万辆购车需求被限制。

随着“因地制宜优化汽车限购措施”“鼓励限购城市放宽车辆购买限制”等被写进相关政策文件，限购松绑已箭在弦上。“如今，取消汽车限购这种行政性措施，已经成为了包括政府、行业、消费者在内的全社会的共识。”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乘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向记者分析，考虑到限制取消后车牌资源不再稀缺，部分投机需求被消解。他估算，限购城市被限制的牌照需求或有半数转化为实际销量，对提振车市、促进消费信心恢复具有积极作用。王都指出，据协会测算，若在全国范围内取消汽车限购，5年内每年会增加汽车消费100万辆以上，每年拉动社零总额增加0.5%、GDP增加0.3%。

不过，王都提醒，直接全面取消限购可能不太现实。限购政策压抑的大量购车需求集中释放，将对城市地面交通体系造成较大压力，只有解决好交通拥堵问题，限购的大门才能打开。

从限制购买向使用管理转变

全面取消汽车限购措施，在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之余，还能增加消费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当前，部分城市寄希望于通过简单的限购来解决交通拥堵问题显然是十分困难和不符合实际的，也有悖于现代城市治理理念。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专务副秘书长许海东认为，需立足于汽车社会与未来发展趋势，规划投资布局、道路设计、停车场建设及整体城市规划。以北京为例，不应将优质项目过度集中于东、北部，以免造成人员潮汐式流动，加剧交通拥堵。应合理分散项目，将部分优质资源向南、西部拓展，实现交通的良性互动与分流。

针对市中心区域的拥堵问题，许海东指出，可借鉴国际经验，大力发展轨道交通，倡导公共交通优先，引导市民减少在拥堵时段和区域的驾车出行。

王都认为，全面取消限购，可以选择一两个城市先行试点，通过构建智慧化交通需求管理体系，建立动态收费机制，采用经济的办法解决交通拥堵问题。再配套建立交通治理资金循环机制，实行惠民反哺政策，将收费资金分别用于补贴公共交通和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由此取得经验后再向其他城市推广。

值得一提的是，汽车后市场同样蕴含着丰富的消费潜力。“尽管有部分改装项目允许备案后进行，但相比国际上一些国家，整体限制仍然较多，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改装行业的发展。”王都指出，受法律限制，行业发展艰难，目前主要集中于车内内饰改装等相对简单的领域。

许海东介绍，当前美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500亿美元；2017年至2021年间，日本改装车市场规模从48亿美元增长至60亿美元以上，平均年度增长率达到5.3%。他判断，中国汽车后市场仍在发展，改装市场主要集中在传统汽车，新能源汽车改装较少。未来，随着政策松绑，中国的改装市场规模会达到千亿元人民币级别。

因地制宜逐步松绑消费限制

除了商品消费领域外，服务消费领域的限制障碍同样存在，且更多反映在供给端。中国银行研究院副院长周景彤对记者表示，从需求端看，部分城市还存在车牌供给和购房资格等限制措施，抑制了大宗消费需求的释放。从供给端看，环保、卫生、安保等市场行业存在准入壁垒，电信、医疗、教育等领域还可以进一步扩大开放，多主体参与将更有助于培育优质消费供给、激发消费意愿。在此过程中，需要把握因地制宜和平稳有序原则，逐步减少行政性政策限制。

中金公司研究部首席宏观分析师张文朗也表示，如果将消费分为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横向比较来看，中国主要是服务消费占GDP之比较低。得益于新型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我国在移动手机网络、固定宽带的覆盖面与发达国家差别不大，但在医疗保健、社工社保等服务消费较低，文娱休闲相关消费方面也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方案》中还提到了“引导地方有序开展传统民俗类消费活动”，对此，一资深政策研究人士对记者表示，在农村地区，婚丧嫁娶等习俗性消费还有诸多限制，有必要有序引导予以适当放开，因为这其中有不少属于刚性的社交型消费，一些地区现存的限制性举措规定得太细，需要适度松绑。

周景彤认为，《关于202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提出，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和优良作风，党政机关把过紧日子作为习惯和常态，勤俭办一切事业，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这是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在新形势下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更好实现财政政策目标的重要举措。为更好地落实好这一政策导向，需要处理好三方面的关系。一是处理好党政机关和社会市场主体的关系；二是处理好铺张浪费和合理需求的关系；三是要处理好艰苦奋斗和正向激励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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